朱自清病逝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在北平逝世。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景》。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大学文学系。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1948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死前，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毛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99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记者柏生写的文章《永远怀念朱自清老师》。文章说：记得1946年，朱自清先生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任教，那两年，正好我也在清华大学读书。在文学系里，我选了朱先生的课，大约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史专题研究》、《历代诗逊等课吧！先生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教学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们这批青年学生。当时朱先生因8年抗战中长时间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胃病时而发作，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但每次上课，他仍然认真备课写讲义，课堂上板书一笔一画从不潦草。朱先生不仅在课堂认真讲学，课下，还同我们青年学生一起探讨问题。他总是那么谦虚，对我们既循循善诱，又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甚至先生自己写了文章，也常常要倾听同学们的意见。学生写了读书报告或学术论文，朱先生总是认真仔细地加以批改指导，甚至一句话，一个标点，他都从不放过。至今，我还保留着朱先生用铅笔为我修改过的一篇学术论文。1947年10月中国文学系举行迎新大会，1948年元旦中国文学系在余冠英教授家里举行新年同乐晚会，朱先生都参加了，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扭秧歌。朱先生对当时从解放区带进清华园里的秧歌，十分感兴趣，他非常有兴致地挤在我们男女同学的队伍里，进三步退一步地舞起来，而且学习得最认真。当时朱先生虽然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但他那种向青年人、向新时代学习的认真严肃态度，令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我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同乐晚会的那感人的场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俗，亲昵地给他化了装，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朱先生呢，对这来自解放区人民大众化的演出形式和内容，表示十分支持。他这种精神使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但我至今内疚的，是那晚不应让朱先生吃元宵，虽然他只尝了一个，但第二天胃病又发作，幸好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朱先生在清华这段时间，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极为亲密融洽的，他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慈父。在学生身上，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虽然朱先生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强忍着病痛，为我们上课，阅改论文报告，而且对我们学生运动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支持了。我们学生举办的各种文艺、诗歌晚会，朱先生总是高兴地来参加，而且会上还发表了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讲话。在办学方针上，朱先生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朱先生的主持下，中国文学系制定了用新的观点研究旧时代文学、开创新时代文学的办系方向。朱先生自己不论在古典文学、新文学以及文学批评、语文教学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1948年夏天，大学毕业考试结束后，党组织决定调我去解放区学习。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我怀着依恋的心情，来到北院十六号朱先生家里，向他告别。我只说有事要离开北平一段时间，回来后一定再来清华园看望他。多思的朱先生，大概猜到了我是去解放区吧！他凝神地望着我，轻声地说：为什么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无言对答，这是组织的决定啊！我真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地告诉朱先生我是去解放区呢！谁料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师生最后的一次会见。记得，那天朱先生说了许多勉励我的话，分别时，朱先生不仅把我送到家门外，还缓缓地送了好几步路，然后伫立在院里望着我。我一面摇着手，一面回过头，望着朱先生，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子时，我才若有所失地发觉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朱先生1948年8月12日病逝的时候，我正在冀中解放区泊镇学习。大约是隔了一两天，我才得知他因胃病复发，送到北大附属医院，手术后几天便凄凉地病逝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解放区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一种难以抑制的悲伤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独自坐在一间农民的小屋里啜泣着，窗外天阴沉沉的，落着细雨，仿佛和我一样在悲泣哀伤。朱先生那清癯温和的面容，穿着一身淡黄色半旧西装，一手拿着书，一手携杖，慢步走在清华园林荫路上的身影，以及课堂上朱先生一板一眼、认真讲课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不令我深情地怀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