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七一游行

    香港“七一”游行，是香港市民在每年7月1日举行的大型游行，第一次发生在1997年。2003年的主题是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是香港继六四游行——近150万人上街游行——后最大型的一次游行活动。

    2003年，《基本法》23条立法的争议改变了原定的计划。政府想赶及在2003年7月9日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又称“二十三条”)草案提交至立法会通过。当时由多个反对立法的民间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举办了7月1日的游行，号召市民上街表达反对立法的意愿。

    七一游行，除了是因为二十三条立法将会损害香港的民主自由外，部份市民对行政长官董建华及其带领的特区政府施政（特别是董建华连任后的2002年7月-2003年7月期间）的不满亦是主要不少市民走上街上游行的原因之一，事次游行将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政府的各种施政失误、市民对经济不景气、失业率偏高及其他民生问题所带来的戾气引发出来。

    此外，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的偷步买车事件、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在二十三条立法的推销过程中那种强硬及不愿协商的态度以及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沙士”(非典型肺炎)爆发时隐暪疫情的责任问题亦促成导火线。

    2003年7月1日，民间人权阵线举办游行。之前，有人在网络上呼吁参与者穿着黑色衣服，以示抗议立法，故当日大部份人士均穿上黑衣游行。游行队伍原定在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足球场出发，经怡和街、轩尼诗道、金钟道、皇后大道中，最后抵达位于炮台里的政府总部。

    而当时亲北京的工联会租用了维多利亚公园共八个之中的六个足球场，举办庆祝香港主权移交中国6周年纪念的嘉年华。工联会声称有大约五万人参加该项活动，而事后报导为不足五千人。超过二十万名参与大游行的市民则在余下的两个足球场内集合。由于过分拥挤及天气炎热，有游行人士感到不适需送院治理。根据香港天文台纪录，该日平均气温超过摄氏三十三度，并发出酷热天气警告。

    出席游行的人数，以至游行的路线，都远远超乎主办团体的意料。当时大批身穿黑色衣物的市民由铜锣湾和天后地铁站涌入指定集合地点。有鉴于以往游行进行期间，警方指大多数游行人士乃中途插队，部份亦会中途离开，所以把游行人数的估计大幅减少，因此，为了让警方点算正确游行人数，不少市民坚持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范围，令人龙挤在维多利亚公园周边道路，一直东延至炮台山站附近。游行队伍在2时半出发，龙尾到了晚上接近10时才抵达政府总部。由于人数太多，大部分的游行人士改于中环雪厂街附近作终点。主办团体估计游行人数超过50万，而警方则只公布当日下午六时的参与游行人数为35万人（此数目并未包括之前已抵达政府总部并已散去的市民）。事后警方承认低估游行人数。游行虽以反对23条立法为主题，游行人士同时提出不同的诉求，如要求董建华下台、官员梁锦松、叶刘淑仪辞职、加快民主步伐等。另外，部份游行人士不满特区政府处理非典型肺炎的手法，导致近300人染病死亡的悲剧，因而要求追究责任。游行和平进行，普遍认为反映香港的公民素质良好。

    事后，由于参与游行的人数大大超过政府预期，为减少民怨，政府就23条立法作出3项让步。7月5日，董建华宣布修改原草案条文，并认为修订已释除公众疑虑，决定如期把23条立法提交立法会恢复二读及三读。7月7日，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自由党知道如继续支持政府把二十三条立法，将会有破坏性的后果，故宣布不再支持政府的草案。政府明白草案无法在立法会通过，宣布撤回草案。不过，7月9日仍然有5万多人于立法会门外举行“七九烛光晚会”，以示对整项运动的支持。

    亲北京政党民建联贯彻支持尽快立法，在整个立法过程中，不断总动员支持立法。违背“七一”游行反对立法的诉求，使部分市民对民建联产生负面评价，导致民建联于2003年11月23日的区议会选举惨败，议席减少了将近三份之一，即使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以及叶国谦均因此次事件深受影响而告落选。主席曾钰成因此引咎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