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诞辰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中国辽宁海城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民国四公子”之一。

    1928年6月4日，自皇姑屯事件其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继任为东北保安总司令。

    1929年7月，张学良决心夺回失去的主权，并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东北军很快被击败。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迅速溃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

    中原大战中东北军出兵关内的溃败，客观上助长了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曾一度希望调整对日外交，使东亚大局稳定，以便于恢复发展和继续他的剿匪大业。他和张学良也交换过应极力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意见。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消极抗战，积极逃战，致使三百日军取得了奇迹的超完胜。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令日军很快侵占了东三省全境。中国军因而被日本军讥笑为“太监兵”，张学良也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錞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鉴于当时锦州局势的重要性，在当时国民政府曾严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则趁机向国民政府索取财政支援和军事支援，并且在要求得不到满足后，出于保全实力的需要，决定全面撤军关内。闻及此举，当时下野的蒋介石急忙致电张学良请求切勿撤兵。但张学良仍在1932年1月2日率领20万东北军退至关内，关外的一万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再一次得到了超完胜的战绩，日本少壮派军阀从此被吸入狂傲邪妄的侵略之途。

    蒋介石后来在《敌乎友乎》一文中写道：“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至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服责任之所致”。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打出中国人的骨气和勇气。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当其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但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打算认真守土，他觉得死守热河只有把自己的军队白白耗掉，作无谓之牺牲而已。张学良当时的战略重点是打一场马马虎虎的防守战，应付一下媒体舆论，因此没有把军队主力调上热河布防而是窝守在河北边界。

    由于指挥官都没有抗战的决心，那些东北将士士气低落。在热河抗战之前，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热河抗战之溃败其实在战前已经决定了。张学良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表巨额军饷，要挟拨款守土。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于次日占领。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其下东北军将士疾步后撤，以求自保。就这样，日军又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把省会承德给占了。战后民国政府立令全国通缉汤玉麟,其后张学良和东北军被西调进攻共产党在陕北的红军。

    长城抗战中西北军宋哲元部曾派赵登禹旅长率部绕攻日军后方，用大刀奇袭，官兵异口同声“砍上去！”，个个争勇夺先，把日军杀得措手不及,并夺回了喜峰口。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

    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西安城内，张学良通过共产党向斯大林表达了废蒋的意向，但斯大林认为，一旦蒋有什么三长两短，中国会立刻回到以前一盘散沙的局况，不但日本可趁机“三个月灭亡中国”，连苏联也会因此徒增对日交战的风险。斯大林遂电报中国共产党应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蒋介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中央派系二号人物，亲日的何应钦却积极调动大军，并用飞机轰炸西安，称张学良再不放人便会派兵血洗西安。何应钦其真实目的是借张学良之手杀掉蒋介石，以夺取中央派系的掌权。

    经过共产党和宋美龄的协调，张最后决定放人，并冒着生命危险亲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蒋并未依军法严惩叛国者张学良，从轻发落将张学良软禁了一生。在一次老乡进访时，张学良探问道：“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陪蒋回京后，几天就会回来”，张学良曾如是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后，在形式上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后得“赵四小姐”赵一荻陪伴左右。1964，他终于与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四小姐结为伉俪。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而后，1990年张学良才逐渐得以恢复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2001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过异议。有人曾忿忿地说道：“我们一直宣传说张学良如何爱国，那就有一点，爱国为什么不回国？”

    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若张学良回到中国东北，则有可能被大陆官方用以宣传——张学良并不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毛泽东，他不希望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道具。另外一派的说法是张并非大家想象中的爱国——若张真的是归心如箭，要回去吻一吻家乡的黑土地，与关东父老们洒泪相抱，共产党既不能拒绝，国民党也无法阻挠。

    1901年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199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王秦撰写的文章《我为张学良大舅爷贺寿》。其中写到：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百岁寿辰在即，我同大家一起热烈地祝愿他老人家和赵一荻夫人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张学良将军是我母亲的舅舅，是我外祖母张冠英的弟弟，因此我称他为大舅公，东北话就是大舅爷。大舅爷共有手足14位：一位姐姐、5位妹妹和7位弟弟，兄弟姐妹感情很好。尤其是与姐姐张冠英及二弟张学铭，一母同胞更为亲密。他们3位早年丧母，少年时共同成长，成年后互相惦记，来往密切。能看望我的大舅爷是我们家族四代人最大的心愿。

    早在1936年他刚被扣押的时候，家族内部就做过大量的努力，希望能去看望他并试图营救他。我外祖母曾经给蒋介石先生写信，要求探望，但未能如愿。1949年后，大陆台湾隔岸相峙，台湾海峡成了亲人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亲人的思念从未停止。我姥姥张冠英一直十分想念大舅爷，经常把他从贵州和台湾看守所中寄来的信和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并一再地对我母亲说：“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们，他们两人关在那里，实在是太苦了！二舅爷张学铭病危时，张鹏举舅舅和我一起守护着他，为他做录音遗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非常吃力地说：“我想念我大哥，我想见见大哥！将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我母亲年少时常随我大舅爷一起出游，受他的影响很深。大舅爷被扣后，我妈妈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中。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妈妈希望我从事历史研究，收集和整理大舅爷的资料，将他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传之后世。妈妈还盼望有机会能领着我们跨过台湾海峡，去看望大舅爷和家中的诸位长辈。

    但海天相隔，老一辈的亲人们没等到这一天，他们将这个心愿留给了我们，嘱咐我们去实现。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到了九十年代，探望大舅爷终于有了可能。1998年5月我们赴夏威夷去看望他老人家。此行共6人，其中有大舅爷的侄子、天津市政协委员张鹏举及夫人吴量绩，还有我和我的丈夫——清华大学工程师于杰。我们于5月30日抵达夏威夷，5月31日上午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在教堂为大舅爷举办的生日感恩会。这次来祝寿的人很多，有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先生和夫人吴克良女士、东北大学前秘书长宁恩承先生及女儿宁克嘉女士。大舅爷上午9时来到教堂，气色很好，精神健旺，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赵一荻女士因不久前手部摔伤，大臂还绑着绷带。见到老夫人带伤出席感恩会，大家又高兴又担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故旧纷纷走上前向他们表示祝贺与问候。6月2日上午，在希尔顿饭店我们再次拜见了大舅爷，他乘轮椅来到我们中间。见到大舅爷我十分激动，几代人的心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大舅爷以长辈身份坐在轮椅中接受了我们的鞠躬和跪拜。我们向他老人家报告了家中的情况：先说姥姥和二舅爷十分想念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来看望他，又说了四舅爷、八舅爷、二姨姥、四姨姥的情况。张鹏举说：“大爷，我爸爸临终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西安事变后见到我哥哥’，告诉我‘无论如何你也要去见大爷一面’。”我还特地带去了姥姥张冠英的照片。大舅爷关切地问起我姥姥的情况，随后又问起家中其他亲人的状况，亲切地和我们叙家常。他老人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得很清楚。大舅爷与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十分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插上一两句话，言语中流露出他对大陆亲人们的关心与思念。

    此次赴美前，东北大学的老校友邱琴先生托我给大舅爷带去一封信和一本《东北大学史稿》，他收下后，仔细地翻看了东大校史，表示要收藏起来。他对东北大学十分关心，每年都亲自接见东北大学的来访者。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感觉到大舅爷十分关心东北家乡和亲人以及旧部、学生们的情况，大舅爷对祖国大陆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息闭塞。在谈话中我还说到我的儿子于泓很想来拜见他老人家，但因为在上学未能成行，想请太爷爷签名，留作永久的纪念。大舅爷很爽快地挥笔在我带去的夏威夷明信片上签下了“张学良”3个大字，十分遒劲有力。跟着又为张鹏举签了名。随后我们和他拍照合影并陪同他去海滩散步。1998年的夏威夷之行，是中国大陆的亲属首次探望张学良将军，是我们家族在几十年的离散之后，一次十分重要的聚合。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在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实现的一个梦想。从我们家族的离散与聚合中，可以看到个人、家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张学良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