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法兰克诞辰

    安妮.法兰克（Anneliese Mari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出生于德国的犹太人，15岁死于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集中营，她的日记成为二次大战期间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最佳见证，日记中展现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

    安妮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为奥图法兰克(Otto Frank)一家的么女，家中还有母亲艾迪斯(Eddith Frank)姐姐玛格特(Margot Frank)。由于当时纳粹德国排饬犹太人风气日盛，父亲奥图便放弃于德国的事业而将家庭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过著较为平顺的生活；但是1940年5月后，荷兰为德国攻占之后，荷兰的新统治者英夸特也将排犹法律于荷兰执行，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也因此转入犹太人学校就读。这段期间安妮开始写日记。

    1942年，由于纳粹当局捕捉犹太人的行为日益严重，而且玛格特也收到纳粹当局的劳动通知，使得奥图决定移居到更为隐密且安全的居所；那年的7月9日，安妮一家与范丹一家搬入奥图公司的三楼与四楼，以书柜挡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过著隐蔽的生活。后来他们的伙伴又多了一位牙医杜赛尔。所以隐密之家的居住者共有八个人。

    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密告的原因而被德国警察逮捕。数日后所有人被转送到荷兰的威斯第包克集中营，一个月后隐密之家的八个人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安妮与姐姐又被转送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45年3月姐妹都因伤寒死于营中，距离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被英军解放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其他隐密之家的成员除奥图之外，都死于集中营之中。

    安妮的日记由于公司女职员的保存而留了下来，之后公司的女职员又转交给生存下来的奥图法兰克，1947年安妮的日记便出版，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安妮.法兰克1929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市。她是奥图法兰克(Otto Frank)一家的次女,也是么女。 其家中成员还包括母亲艾迪斯(Edith Hollander)与姊姊玛格特(Margot Frank) 。她出生时名为Anneliese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昵称"Anne"来称呼她. 有时其父也会叫她 "Annelein" ("小 Anne")。

    法兰克一家住在一个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杂居的同化社区中, 而安妮和其他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样,经常接触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犹太裔人。法兰克一家信奉犹太教的一分支—犹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份原犹太教条,而忽略及摒弃了大量原犹太教传统。安妮的母亲艾迪斯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而父亲奥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出仕于德国政府,并且获授勋。性格上奥图热衷于追求知识,所以对安妮及其姊玛格特也经常鼓励她们多阅读。

    1933年3月13日, 在法兰克福进行了市议会选举,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胜出。反犹太主义在此时便迅速扩张起来,使法兰克一家开始担心继续留在德国会对自身安全构成危险。在接近年尾时, 艾迪斯便带著安妮与玛格特到亚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奥图则继续留在法兰克福, 直至他收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开设公司的邀请,便决定搬到那边去打理生意和为家人安排新住所。

    奥图开设了一家名为"Opekta Works"的公司,负责批发由各种水果提链出来的果胶。 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Merwedeplein"区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 艾迪斯带著安妮与玛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为两姊妹安排学校。姊姊玛格特入读了一所公立学校,而安妮则入读了蒙特梭利式教育学校(Montessori School) 。两姊妹在学业上各有专长,玛格特比较精于算术及数学,而安妮在读写上比较优异。其中一个当时安妮的朋友Hannah Goslar忆述,安妮在作业时经常会用手盖著答案,以不被其他同侪借故抄袭,而且也不会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 但是这些作业后来却没有保留下来。 同时,安妮和玛格特在个性上也有著明显差别。玛格特在举止上较文雅,保守和勤奋,而安妮则较健谈,外向和充满活力。

    1938年, 奥图与一个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名叫Hermann van Pels的肉贩合伙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来居住,她之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 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 所以即使玛格特与安妮在学校表现优异,但新制度却规定她们只可在指定的犹太学校读书, 她们只好离开原校。之后,她们被编入犹太讲学所继续学习。

    《安妮的日记》的生活情况：

    ﹝一﹞躲藏在隐密之家前的生活情况：

    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她的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时,曾向父亲央求过的小簿作为生日礼物。这是一本配有红白彩格封面,并附上一个小锁的签名簿。但安妮之后还是决定把这本小簿作为日记使用。她开始在日记中记载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这些早期的日记都记录了她的生活,其实都像其他同学一样大同小异。同时,安妮也把一些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变化记录下来。当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难以察觉的。但在之后的日记,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正急速膨胀,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资料。其中一个例子是日记中有关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携带“黄星”的记录。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针对犹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 玛格特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然后安妮便得知其父奥图在与自己公司的雇员"沟通"后,决定把她们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与其姊亦早得知此事。 于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于阿姆斯特丹(Prinsengracht)运河河畔的公司内一间隐蔽的房间。

    ﹝二﹞躲藏在隐密之家后的生活情况：

    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隐蔽之家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乱，尝试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样子。奥图法兰克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他们被逼留下了安妮的猫摩积。因为犹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从家门走了几公里，每个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因为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著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份，在日记中叫“Achterhuis”，在荷兰文中意即后座。这是一个在房子后座三层高的空间，可以从地面进入。第一层有两间细房，相连的洗手间；楼上是一间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间细房。细房可以通往阁楼去。通往这隐密之家的门被一个书架盖住，保证不会被发现。主建筑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的房子没甚两样。

    域陀古加﹑基尔文﹑美亚姬斯﹑禾古治是唯一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雇员，姬斯的丈夫﹑禾古治的父亲都是帮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也会告知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发展。他们保证屋内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一个随时间而变得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对提升屋内士气的贡献。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

    在七月尾，云佩斯一家加入了法兰克一家，他们包括：贺文﹑爱吉斯﹑十六岁的彼得，十一月时费兹.飞化，一位牙医和云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写下了跟新朋友说话的兴奋，但很快，狭小的居住环境引起了冲突。安妮跟飞化同住一间房，她很快就觉得他很难以忍受；她又跟爱吉斯.云佩斯冲突，她认为她愚蠢。她跟她母亲的关系亦日渐紧张，安妮说她与她母亲没有甚么共通点。虽然她有时也跟玛格特吵架，但她最亲的还是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她跟彼得却堕入了爱河。

    安妮大部份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

    ﹝三﹞被送入集中营后的生活情况：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党卫队长官斯巴鲍华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话。域陀古加和基尔文都被带走并收监，美亚姬斯和禾基治则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他们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姬斯打算在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

    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维斯坦堡。它表面上是一个暂时拘留营，在当时已经有超过十万犹太人曾经被囚在此处。因为被发现匿藏，他们被视为罪犯，要被送去做苦工。

    9月3日，他们被最后一次移转，由火车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去。他们在三日后到达，以性别分开，再也无法会面。在1019个乘客当中，549个人（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气室杀害。安妮当时已经过了十五岁三个月，得以活命。虽然每个从隐密之家来的人都活下来了，但安妮相信她的父亲已经身亡。

    安妮跟其他没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一样，要脱光消毒，剃头，被纹上一个识别码。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晚上她们都挤在冷得要命的营房中。疾病非常猖獗，安妮的皮肤也感染了疥癣。

    10月28日，军方开始选移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多于8000个女人，包括安妮﹑玛格特和爱吉斯.云佩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她的母亲艾迪斯留了下来。因为大量囚犯被送进来，要开始用营帐收留；安妮和玛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时使死亡率不断上升。安妮跟两个朋友短暂地重遇－－汉妮和兰特，她们两人都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兰特形容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妮说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却更担心玛格特，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对她的两位朋友说，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经死亡。

    1945年3月，班疹伤寒在集中营中传开，17000个囚犯因此死亡。有目击者说玛格特从她的帆布床中掉下来，因为休克而死亡，数日后安妮也死去了。他们估计安妮的死发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军光复这个集中营的数星期前。虽然没有确切日期，一般都相信时间介乎二月尾和三月中。

    战后，有报告称在110000个从荷兰押解到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中，只有5000个得以活命。

    《安妮的日记》出版经过：

    奥图一家最后只剩下父亲奥图在大战后存活下来。他在大战过后回到阿姆斯特丹,而且知道他的妻子已经逝世,而两个女儿就被转移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虽然他仍然寄望两个女儿能够活著回来,但于1945年7月,他却收到由国际红十字会传来的信息,表示两姊妹已被确认经已离世。后来,奥图的旧下属美亚.姬斯把一直收藏的日记还给了他。奥图在看过日记后,也表示从来也没有想到安妮在日记中,对往日的生活状况竟有著如此准确和良好的记载。基于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愿是成为作家,奥图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在若干年后,当奥图再次被问起对此事的感受时,他表示 “我从来也没有试过对自己的女儿有如此深的暸解”。

    开始时，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里头强调了很多次她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聪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与同伴，他们的情况，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写小说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听到一个Gerrit Bolkestein做的电台广播－－他是一个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他说当战事结束后，他会筹组关于战事荷兰人民受压迫的公共纪录。他也提起过出版信件和日记，所以安妮决定在那时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修正她的作品，删减某些部份，又重写某些部份，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笔记本子已经用完了，开始写另一本活页簿。她为屋子里的所有人起了假名，云佩斯一家成为了贺文，比曹妮娜和彼得.云丹，费兹飞化成为了艾拔.德素。奥图.法兰克用了称为“A版本”的原日记，和称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记一起，出版了日记的初版。他拿走了几篇文章，大多数是用不奉承的词语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对性的兴趣的篇章。他回复了他们一家的真实身份，但其他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美，她想出版日记的尝试却都不成功。然后她把日记交给丈夫，他从而写了一篇关于日记的文章，叫“一个小孩的声音”，于1946年4月3日刊在报纸上。他写道：“日记结结巴巴地道出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声，体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连纽伦堡审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来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记初版，1950年再版。美国的初版在1952年，日记被称为“安妮.法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后来艾拔.赫吉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首次公演，后来赢了普立兹奖。1959年，日记被拍成电影，“安妮.法兰克的日记”，无论是评论还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它被列入学校正规课程中，把安妮简绍给新一代的读者。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发表了所谓的“评论性版”日记。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较，已修订和未经修订的都包含在内。它也包括了对日记真实性的讨论，和附加的，有关这个家庭和日记的历史资料。

    1999年，安妮.法兰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积（Cornelis Suijk），宣布他拥有被奥图.法兰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页日记；瑞积说奥图.法兰克在1980年临终前把这几页都给了他。那几页，记下了安妮对父母关系紧张的婚姻的批评，和她母亲对她的漠不关心。

    当瑞积打算卖出那五页日记以替他的美国基金筹钱的时候，惹起过一番不小的争议。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积交出手稿。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给瑞积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们的手上。自此之后，五页手稿都被收入日记的新版本中。

    对《安妮的日记》的肯定：

    在日记的美国发行版中,埃莉诺.罗斯福(即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在序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一个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苏联作家Ilya Ehrenburg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甚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安妮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一个象征。希拉里.克林顿(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 ,在她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里兰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

    在获得安妮.法兰克基金颁授的人权奖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 他说在阅过安妮的日记后，“在当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喻为安妮对纳粹的反抗，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都在被跟安妮.法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是必定会失败的。”来把两种信念连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