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现第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壁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的流行于中国大陆的言语—书写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却又不单纯是言语—书写方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

    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前522，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赋予大字报的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提意见的大字报成为反党言论的罪状，在包括批判大字报的裹挟、反击下，50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开除工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了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因此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曾在校园里遭到围攻。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毛泽东批准下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毛泽东被授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的桂冠。同年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下的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其固定格式为：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大帽子乱扣，嗓门越大越好。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形成“保留三天”的通例。常在大字报的天头、地脚写上辱骂和威胁的字句。

    从外表看，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实际上仍然服务于毛泽东动员舆论以整肃现成党政系统的战略需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大字报作为政治运动的形式，除了个别失控的相对无政府主义时期（如派性武斗），总是与中央精神协调的。被指控者根本没有自我辩解的权利，一旦大字报缠身就意味着灭顶之灾。

    从形式上看，大字报不仅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有用书写纸，也有用旧报纸写的，体裁上也门类齐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丰富多彩。张贴的地方，从学校、机关、厂矿、街道的墙壁、门窗，甚至人身上。时间上也是天天有新内容、新花样，不断更新。由于大规模的大字报耗费了大量的纸张、笔墨，时有纸张断档的现象发生。大字报经反复覆盖糊成了厚厚的一层，成了回收废纸者丰厚的收入来源（只能夜里偷偷地撕）。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有抄录、收集大字报内容作为借鉴或情报的。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及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

    美国专家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在华工作人员也参加了大字报的书写，抗议给他们特殊待遇是“修正主义”做法。受内地冲击，香港总督府外也曾贴满大字报。文革反对派也利用大字报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伊林·涤西（北京农业大学附中学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白志清（重庆）《我爱我的祖国》、《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李一哲（广州）《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1978年反对“两个凡是”的西单民主墙中，大字报都曾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9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1990年代中期以来，仍有人因受到损害无处申诉、利益冲突中处于劣势，或出于不公平竞争的目的，利用大字报形式表达意见。个别人因此受到程度不同的处罚。国外也有类似表达形式，如高秋福的《在国外看大字报》就描写过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加拿大国会大厦联邦广场、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大字报墙。

    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说它们都是非主流的民间媒体，没有言论“守门人”（编辑或主持）的开放园地，不用刊号、书号，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名流或小人物，教授或学生，高明或平庸，都有同等发表权利。其区别仅在于：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群众围观与独自收看，手抄件与印刷体……互联网是抽象、无形地展示在私人书桌的屏幕中；大字报是具体、直观、乱七八糟地覆盖在繁华街道的墙壁上。